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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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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劉邦鮮為人知的身世：貴族之家的妾生「庶子」》一文中，三解回顧了劉邦的家世、家境，以及他在小家庭中的處境，尤其是他「庶子」的身份考證，暗合了今天的時髦詞「原生家庭」。 細論起來，劉邦的「原生家庭」對他的人生規劃是非常不友好的，在有限的文字記載之中，我們能夠看到他的父親對他「不能治產業」的比較式批評，也能看到他的大嫂對他呼朋喚友「饗客」的厭惡，而劉仲和劉交，乃至於他的姐姐宣夫人的早年生活則完全付諸闕如，仿佛時間是從劉邦起兵之後才開始。 「時間」當然不會被「偷走」，但是能夠被「忽略」，作為「國史」的主講述者（不只是決定者，因為早年經歷無檔案記錄），事跡的詳略自然與劉邦本人的好惡有關，這一點蛛絲馬跡，似乎也透露出了一些微妙的家庭關係信息。 ... 唯有了解了這一點，才能理解，豐邑的三代土著，故魏人劉邦，卻在一群故楚人的環繞下，在秦帝國的沛縣，拉開了波瀾壯闊的人生大幕。 青年劉邦的「信陵君」之夢 眾所周知的秦統一年份是在公元前221年，而沛縣這個楚國大邑，早在公元前224年（秦始皇二十三年）已然入秦，此時的劉邦24虛歲，按照戰國、秦、漢的標準，他早已「傅」籍，需要承擔「徭」和「役」，只不過是為楚國服務或是為秦國服務的區別。 在史書中意義重大的變化——統一，似乎對於身處泗川內郡的劉邦影響不大，「布衣」的人生，生活仍舊寡淡。 見《史記·楚元王世家》： 始高祖微時，嘗辟事。 這是說劉邦寒微之時，曾經躲避「事」，「事」可以解為官司，也可以解為「使」，即「徭使」，屬於固定的、有頻率的力役，由於沒有指明為楚，還是秦，只能存疑。 而確定為「秦」者，可見《史記·蕭相國世家》： 高祖為布衣時，何數以吏事護高祖。 ... 也就是說，劉邦還未為「吏」的時候，蕭何多次在「吏事」上保護、回護劉邦，而蕭何的身份在《史記·蕭相國世家》和《漢書·蕭何曹參傳》中都已點明： 蕭相國何者，沛豐人也。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。（《史記》） 蕭何，沛人也。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。（《漢書》） 注意兩者的區別，那就是蕭何的「籍貫」，「沛豐人」和「沛人」，劉邦的籍貫則寫作「沛豐邑」，由此可知，以司馬遷所知，蕭何與劉邦的特殊淵源即在「大同鄉」，也就是「同縣」、「同邑」，而以班固所知，則只書「縣名」，而未強調這一特殊淵源。 而這一信息，對於我們認識劉邦的早年經歷轉折，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。 因為在劉邦懵懂的青年時代，可能對於時代的變化仍缺乏感知，所以，才有了《史記·張耳陳余列傳》中的一段記載： 秦之滅大梁也，張耳家外黃。高祖為布衣時，嘗數從張耳游，客數月。秦滅魏數歲，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，購求有得張耳千金，陳餘五百金。 以秦滅魏國，占領大梁為時間基準點，則劉邦到張耳家的時間應為公元前225年，也就是23虛歲時，當然，也可能在這之後幾年，因為「秦滅魏數歲」後，秦朝才以千金懸賞張耳，則張耳、陳余這幾年間都在外黃居住。 這一切都說明，青年的劉邦對於「秦制」的威力仍然缺乏認知，他仍舊按照少年時代對於「名士」的理解和憧憬，嚮往著信陵君時代的輝煌，因為張耳在信陵君門下得名，自己成為名士，而自己在張耳門下為客，回到豐邑也能成為名士，並竭盡全力地「奉養賓客」，哪怕得罪父、嫂也在所不惜。 蕭何為什麼對潦倒的劉邦一直「青眼有加」？ 與劉邦相比，年少的蕭何因為熟悉律令、文法，對於「秦制」的理解要深刻得多，在《蕭何，人傑出少年》一文中，三解已經考證過，蕭何的生年，應該在公元前240年—公元前238年之間的某一年，在劉邦仍在戰亂的魏、楚淮北地遊蕩尋找機會時，蕭何應該已經進入了秦朝的「學室」，到公元前221年（秦始皇二十六年）完成3年的學業，考課優異，以「文無害」補為「沛縣吏曹令史」，即「主吏掾」，此時的蕭何，只有18—20虛歲。 「學而優則仕」的小年輕，對「仗義疏財」的同邑大哥充滿了敬意，所以，才在「吏事」上屢屢回護他，至於具體的方式，可以參見《史記·遊俠列傳》： （郭）解出入，人皆避之。有一人獨箕倨視之，解遣人問其名姓。客欲殺之，解曰：「居邑屋至不見敬，是吾德不修也，彼何罪！」乃陰屬尉史曰：「是人，吾所急也，至踐更時脫之。」每至踐更，數過，吏弗求。怪之，問其故，乃解使脫之。箕踞者乃肉袒謝罪。 ... 這裡說的是漢武帝時「大俠」郭解的事跡，他日常出入，人們往往退避，而只有一個人「箕坐」，也就叉開大腿高坐傲視郭解，因為古人的著裝習慣，下衣往往無褲襠，所以，這種坐姿是極大的侮辱和輕視。 郭解派人問這人的名字，有賓客想要殺死這個無禮之人，郭解就說，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鄰里不尊敬我，根源是我的德行不足，他有什麼錯呢？於是私下告訴「尉史」，官稱是「尉曹令史」，說，這個人是我的人，到「踐更」的時候不要安排他。 此後，一到「踐更」，也就是輪到此人服「更徭」時，就直接「過更」，也就是不安排他，而官吏也不追捕他，感覺非常奇怪，詢問緣由才知道是郭解的安排，於是這人袒露上身來給郭解謝罪。 而我們看到，劉邦在「微時」、「布衣時」，屢屢避「事」，直到蕭何上位後才多得回護，兩人的私交或許遠不如盧綰，甚至可以說，主要是蕭何這個小兄弟對老大哥的照顧，但劉、蕭二人的故交關係，卻是確定的。 劉邦真的是沛縣的「黑老大」嗎？ 隨著「秦制」在「新地」的落實，劉邦原本的「名士發跡」之夢，應該逐步動搖，開始「腳踏實地」地利用自己在本地的「好名聲」，注意，真的是「好名聲」，見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 仁而愛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。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產作業。及壯，試為吏，為泗水亭長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。好酒及色。 過往的描述，往往強調後半段，就是對同僚的「狎侮」和「好酒及色」，以此為「無賴」的註腳。 ... 問題是，作為「秦制」舉吏除佐的標準，乃至於戰國儒家的世風，從來沒有強求「清教徒式」的私德，而往往只關注「公德」，比如厚重、廉潔、守法，而好酒、好色，信陵君這樣的名公子一樣是「飲醇酒，多近婦女」，連污點都算不上。 恰恰相反，劉邦「仁而愛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，常有大度」，恰恰與韓信的「貧無行」形成對照，屬於「有行」之人，所以，當然可以「試為吏」，或者講「推擇」為吏。 在《其實你一點也不了解劉邦》一文中，三解也考證了這個時間點——公元前218年，也就是30虛歲時，這之後，劉邦才迎來了真正的命運轉折。 我們無從得知，在劉邦「試為吏」的過程中，小兄弟蕭何到底發揮了怎樣的作用，但是，可以確定的一點是，自此之後，劉邦的活動中心離開了生於斯長於斯的豐邑，變成了沛縣。 自公元前218年算起，到起兵時，劉邦在沛縣活動了9年時間，他的日常生活，與一個標準版的「秦吏」區別很大，荀子說，秦吏出於公門，入於私門，而劉邦則是並沒有那麼嚴肅，與在「廄」中駕騶的夏侯嬰交好，還因為他好「狎侮」的輕浮毛病，弄傷了對方，被人告發，惹了官司，被按下去的案子，也因為上司的複查，讓夏侯嬰在獄中受了經年的罪。 而劉邦「征服」夏侯嬰的，恰恰是在「泗上亭」的高談闊論，相對於沛縣、豐邑的小年輕們，敢於在秦滅魏、楚的兵荒馬亂之際出門「交遊」的劉邦，所有的見識都是他最大的財富和資本。 除了夏侯嬰這個「吃公家飯」的，一般認為有兩個人應該與劉邦有老交情，見《史記·樊酈滕灌列傳》： 舞陽侯樊噲者，沛人也。以屠狗為事，與高祖俱隱。 以及《史記·絳侯周勃世家》： 絳侯周勃者，沛人也。其先卷人，徙沛。勃以織薄曲為生，常為人吹蕭給喪事，材官引強。高祖之為沛公初起，勃以中涓從攻胡陵，下方與。 同為販夫走卒，卻強調了樊噲與「高祖俱隱」，而周勃卻有「比吏」的「中卒」身份，也就是「材官引強」，而沒有提及高祖為亭長時的交往，這種區別，在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中有明確的印證： ... 於是少年豪吏如蕭、曹、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，攻胡陵、方與，還守豐。 注意，蕭、曹、樊噲為「收沛子弟二三千人」的操作者，也就是「軍吏」，然後才攻胡陵、方與，而周勃的經歷卻是以「從攻胡陵」開始，也就意味著，周勃並不是劉邦的「舊人」，或者至少不是「從人」，而是在「收沛子弟二三千人」之中的武力佼佼者，被劉邦提拔為「中涓」，也就是揀選強兵才加入劉邦集團。 也就是說，周勃並不是劉邦的「親故」，而是「猛將發自行伍」。 排除了周勃，還剩下誰呢？ 王陵。 王陵才是劉邦命運轉折的關鍵人物 見《史記·陳丞相世家》： 王陵者，故沛人，始為縣豪，高祖微時，兄事陵。陵少文，任氣，好直言。 王陵這個人在《史記》中屬於絕對另類，他作為功臣表中排名第十二的人物，又曾在蕭、曹之後任「丞相」，卻沒有單獨立「世家」，甚至連單獨的「列傳」都沒有，更奇異的是，他的經歷與《功臣表》中的記載多有牴牾，可見另有隱情，下文將詳細考證。 現在我們可以確認的是，劉邦與王陵是沛縣的故交，甚至是「兄弟之義」，私交還要超過史書明言「相愛」的盧綰和夏侯嬰，而王陵又與豐邑的雍齒「善」。 至此，我們可以大體勾勒出劉邦婚前在「沛縣」的關係網： （1）王陵為「兄」為長； （2）蕭何為「吏」護持； （3）樊噲為「從」跟隨； （4）夏侯嬰為「友」幫助。 至於曹參、周勃，雖然同在沛縣，並無特殊的「私交」。 這個關係網中真正類似於上文中「大俠」郭解的核心人物是誰？ ... 不是劉邦，而是王陵，通俗地解釋一下，劉邦與雍齒同居豐邑，「微時」，也就是未為吏時，或許都是跟隨王陵的「小弟」，而王陵此人的性格「少文、任氣」，恰恰屬於底層社會的「大哥相」。 但是，「小弟」劉邦讀過書，又有遊歷的見識，與蕭何這樣同鄉的「少年豪吏」更有共同語言，所以，王陵作為「縣豪」屬於沛縣、豐邑的「話事人」，卻與縣政權的上層缺少溝通能力，而這恰恰是劉邦的特長。 所以，劉邦在「試為吏」之後，等於超越了「舊圈子」，進入了「新圈子」，儘管去喝酒仍舊會賒欠，生活並不寬裕，但也成為了「縣廷」與「縣豪」的中間紐帶。 也正因為如此，沒有任何跡象存在「宗族」之助的劉邦，在幾年間，由「佐史」升遷至一百二十石的「亭校長」，要知道，從里耶秦簡所見的「閥閱」來看，哪怕是在「新地」缺吏的秦朝，要想完成這個遷轉跨越，也是需要一些「積功」的，比如「捕盜」、「斷案」等等，單純的「積勞」可沒有那麼容易。 而他「兄事」的王陵本身就是「縣豪」，恰恰有這個勢力來幫助他「上進」，又有蕭何這個連監郡御史都讚賞的「豪吏」在文法上護持，或許才是他「進步神速」的原因。 也就是說，劉邦本人並不是「地方勢力」的代表，甚至可以說，缺少「家族之助」的他，根本就沒有「勢力」可言，他的主要倚仗，是「見識」、「知識」和「體制內身份」。

文章來源取自於：

每日頭條 https://kknews.cc/history/5j8brjl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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